《礼记·学记》讲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道。”其实，书院就是一个玉器加工厂，当然，其来料不是矿石，而是人，成品也不是玉器，而是人才。
广州玉岩书院文昌宫
应该承认，书院接受的并不是一些只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的人，而是大多经过多年的学习，通过比较严格的考试而被录取的、具备初步的文化知识的人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从书院教育的终极目标而言，这些生徒，在进入书院前，其实只是一些毛坯的人、缺乏深层的教育打磨的人，或者干脆说，是对自然的观念、社会的观念、未来的观念，乃至于人自身和生命、灵魂、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等的观念，都处于比较蒙昧阶段的人，就像矿石一样，离玉还有很大的距离。书院要做的，首先是使这些矿石变成璞玉，然后再把它们加工成真正的玉器。作为理学的大本营的书院，虽然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但是，通过书院严格的训练和学习，到这些生徒将毕业时，他们已经达到“明义理，修其身”，知书达理、善言能文的水准。大而言之，这中间的人，已经可以为国赴难，为君分忧；小而言之，也可以采取课徒讲学或别种形式，为地方的教育、文化和经济做出贡献。
广州玉岩书院，原名“萝坑精舍”，是南宋时期当地文人钟玉岩少时读书及晚年讲学之所，元朝经其后人拓建，改名为玉岩书院
一般地说，书院的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。书院的任务，是在提高生徒的智力水平的同时，提高生徒的道德水准。也就是说，把学识传授和人格的培养结合起来。简言之，书院的宏观目标，是一增一减:所谓增，就是朱熹在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中所说的“博学之。审问之。谨思之。明辨之。笃行之”。通过学思问辨，以增长知识(存天理);通过“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”，以减灭恶欲(去人欲)。因为知识的增加，会同时增加生徒的道德感和判断力，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应该不做什么，这样才能真正使知识化为行动。在这种素质教育中，大多数书院最反感的就是功利主义。明高贲亨在白鹿洞书院《洞学十戒》中明确规定的十种应该忌避的行为，第一条就是反对功利主义。高贲亨认为，生徒的功利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形式，就是“只以工文词、博记诵”为目的，这是一种恶劣的“立志卑下”的表现，应该坚决杜绝。无独有偶，汪可受在《白鹭洲书院馆例》(1592)中也明确提出，“本府所望诸生，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，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养廉守耻的道德主义，在书院教育中，比起论诗作文，甚至科举及第，更为重要。
玉岩殿为供奉先人之处，“忠、孝、廉、节”四字为朱熹所书
书院反对生徒立志卑下，当然就要促使生徒志存高远。而要志存高远，就需要使生徒具有独特的气质。首先，是大气。眼里要有天下国家，胸中要有修齐治平，经世致用，大气磅礴，有一种深刻而宏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甬上证人书院楹联“倜傥指挥天下事，风骚驱使古人书”，宣扬的就是一种潇洒的大气;东林书院的那副有名的对联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标榜的则是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大气。其次，是骨气和胆气、豪气和锐气。书院绝不培养唯唯诺诺的奴才，它推崇的是那种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、贫贱不能移的刚直精神，它弘扬的精神，是正气凛然、铁骨铮铮。邵锐在《白鹿洞书院禁约》第一条中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他说，书院的目的，是以“论道讲学为心，以培养士气为志”，因此，但凡上司来院视察，洞中师生在迎送时，“毋得辄自屈膝，以负上司期待作养之意”。邵锐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看似琐屑，其实非常重要。古人所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其实不是简单地涉及到一个脸面问题，而是一个关系到人的意志、品质和节操的问题。一个人的学问再大，知识再渊博，倘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全而独立的人格，他绝不可能干出一番有利于大众、有利于民族的事业。因为，这样的人，连起码的自尊和骨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指望他有社会的担当?反之，一个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理想的人，如果他具备了应有的骨气和胆气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一定能够为大众、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邵锐不仅在《白鹿洞书院禁约》中教导生徒要立凌云之志，养浩然之气，他自己也以身示范，凭借一介书生的胆气和豪气，公开和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叫板。他在《禁约》中明确提出，鉴于过去江西布政司经常损坏从本洞所借之书，现在规定，“今后江西科场书籍，布政司自备，该府毋得辄取鹿洞书籍送用，以至遗失”。这段文字，真的是掷地有声，足可以裂云穿石。有其师必有其徒。有这样刚烈正派的老师，何愁培养不出堂堂正正的学生?第三，是仁义，要有仁爱之心，要有奉献精神，要有克己宽人之量。朱熹在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中，就要求生徒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。总而言之，在义与利之间，要尽可能淡化利，而强化义。仁和义是普遍的道德利益，把普遍的利益、把大众的利益置于小我的利益之上，就是仁，就是义。有仁有义，就是真正的君子，也是书院推崇的理想人格中一项重要内容。
玉岩书院余庆楼二楼玉岩殿
